“即为遣国书、贽币使高丽，求取一家章疏。高丽国君，乃敕僧曰谛观者报聘，以天台教部，还归于越。”

  当时吴越王马上为这事派遣使者，拿着国家书信公文，带着礼物金币等，出使高丽国，求取天台宗一家的所有著作。高丽国的国王接到书信公文，就敕旨当时的名僧谛观法师随书到中国，回复吴越王的要求和聘请，把天台宗的教典，三大部、五小部等注解，护送归还于中国。

“观既至，就禀学寂公，于螺溪终焉。大教至是重昌矣。”

  谛观法师在北宋建隆二年（961）到了中国，把天台教典交给吴越王，自己重新依止义寂法师学习天台教理，最后在螺溪道场圆寂。天台大教到这时候又重新昌盛了。

  “寂公”：是对义寂法师的尊称。义是字派，不敢称，所以称寂公。义寂法师居于螺溪道场。

  据传记载：谛观法师也在螺溪寺住了十年，止观修得很好，是坐修止观入灭的，大概在宋太祖开宝年间（968—975）。在此十年中，谛观法师不知何时写此《四教仪》。他圆寂后，有人晚上看见他竹制的书筐在放光，打开一看，只有一部《四教仪》书稿，才把它流通开来。

“观能探索大本，录出四教仪之文，成二卷，其上卷明一家判教立义，下卷明南北诸师宗途异计。”

  谛观法师以他的才能，探索了天台宗三大部的文本，抄录出适合于初机学习的《四教仪》文字内容，形成二卷，它的上卷是说明天台一家建立判教的意义，下卷是说明在智者大师之前，从东晋到南北朝，各位法师对佛教的判定各有宗旨，入修途径不同。

 《四教仪》的内容十分之八出自《法华玄义》，十分之二、三出自《摩诃止观》等其它教典。《四教仪》原本有二卷，后只流通上卷，为什么呢？

“后至孤山圆法师，校勘刊板。但行今上卷之文者，盖由辞句简要，义旨易明，学者诚资之，可了其一化大纲，岂曰小补之哉！”

 后来到了杭州孤山智圆法师的时候，又校对勘误刻板印行，只是印行了现在所看到的上卷文字内容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上卷的文辞字句简明扼要，义理宗旨容易明白，对初学天台宗的人实在帮助很大。一学此书，就可以明了佛一生教化众生了生脱死所设立的教观大纲，岂只是仅对学习天台宗有一点小小的帮助呢？

 智圆法师（976—1022），杭州钱塘人，八岁出家，二十岁学习天台教观，后住西湖孤山，学者如市，杜门乐道，讲道吟哦，未尝少倦，预诫门人：“吾没后，不可厚葬以罪我,不可建塔以诬我，不可求拜有位求铭以虚美我，宜以陶器二合以埋我，立石志名字年月而已。”及亡，门人如所诫，敛以陶器于所居后山以藏之。圆寂于宋乾兴元年（1022）二月，享年四十七。后十五年，积雨山颓，门人开视陶器，肉身不坏，爪发俱长，唇微开露齿如玉，乃更袭新衣，屑众香散其上，而重埋之。师一生著述甚丰，世号“十本疏主”，除十本疏外，尚有其它著作，总有118部注疏之多。

“下卷则破斥南北古师，文义浩漫，故得以缓之。如此文末指云：‘自从此下，略明诸家判教仪式’，抑可见后卷之大略也。”

 《四教仪》下卷是破斥南北方的古代法师立宗判教不同的观点，文字内容非常广泛，而且散漫无序，初学的不是很必要，所以不必很着急，可以慢慢来，就如这卷《四教仪》最后一页中所讲的，“从这里开始一直到最后，简略地说明古代各家法师判教规仪和格式。”按照这句话所讲，就可以知道后卷的大略内容是讲什么了。

“王为寂师，建伽兰螺溪之上，曰定慧院，进号净光大师，追谥九祖。并东还教藏，悉付于师，教门中兴，实基于此。”

 钱忠懿王为了表示对义寂法师的尊崇，在天台螺溪的上首位置建立寺院，钦赐寺名为定慧院，作为供养。又进一步赐号他为“净光大师”。钱忠懿王因为受义寂大师的影响，对天台宗的教义了解之后，对天台从初祖龙师一直到九祖湛然大师，生起极大的信敬心，即对这九代祖师一一加以追封德号，如追封高祖龙树菩萨为“无畏论主龙树尊者一相大禅师”，四祖智者大师为“天台智者法空宝觉灵慧大禅师”等，并且把谛观法师从海东归还的天台宗教典经藏等，全部交付给义寂大师，天台宗教义及止观法门后来在宋朝能够重兴于世，实在是由此原因。

 “伽蓝”：是印度语，此云众园，即寺院之异称。

“而韶公适与智者同姓，乃又毘赞宗乘，且居邻佛陇，人咸疑其为智者后身云。”

 作者（指写这部序文的真觉大师）说：德韶大师恰好和智者大师俗家都是同姓陈氏，并又襄助发扬天台宗的教乘法门，而且都是居住天台山的佛陇道场，所以很多人都推测德韶大师是智者大师转世而来等等。

 因德韶国师的襄助，天台教部方能重兴，所以称为毘赞宗乘。佛陇是天台山西南边的一座小山，建有佛陇道场，当时德韶居此，而智者大师也曾居此。

   至此《四教仪》缘起已毕。下面的《时教图》，即天台“五时八教”。